由这样一种基本框架不难看出，道体作为一种本体形态，不仅克服了事实本体之限制，因为它具有对价值领域的解释力。
[30]毋庸讳言，良性的互动关系其实就是破解牟宗三难题的关键。国家同时也是自由之所在地。
惟有如此，天道绝对的哲学精神才能在世俗精神里面得到有效贯彻，把齐物论的自然万物观照引向人间秩序的合理安排和建构。左派们强调的诸如底层利益，如果不是通过诸如工会、农会和妇女组织的社会运动是不可能获得保障的，右派们强调的宪政民主，如果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和法律体系的保障也一样是实现不了的。[35]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页。他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学问，另一方面怀疑其毫无意义。[2]也许这个大禹时代的封建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转换成为阶级关系，如果不能转换贵族阶层之间由亲到疏的亲戚关系，又如何反映统治与被统治的立体关系，也即为什么被统治者要服从而且要服务？当然吴稼祥特别清楚，血缘权威之靠不住与龙袍权威之过时[3]，一如威加海内的朝贡关系，一经条约关系冲击，主权意识觉醒立马土崩瓦解。
中国当下学者尤其不满后者的建构，于是几乎跟牟宗三当年对黑格尔的若干被动反应相反，完全的主动反应企图在于实现历史哲学的倒转（如赵汀阳、王康以及蒋庆等）。但是我们在拒绝美国的帝国战略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向世界推进中国的帝国战略：哪怕是公天下的战略。这里的内，就是心的意思。
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命源自天道，属于天道，所以《性自命出》也说：命自天降。
在孔子看来，生死是自然的过程，这种认识本质上与道家没有太多区别。这个改法很不好，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恒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道论类作品中，是表达终极性的概念。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五行》篇云：君子亡中心之忧则亡中心之智，亡中心之智则亡中心之悦，亡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亡德。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
唐代孔颖达疏云：内，犹心也。与《性自命出》同时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一》有：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通粕——笔者注）已夫。（文意：人的本性本是清静的，这是人的天性。
）那么至于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尽性。这里的命，指天命，天道，所谓命自天降。
道可以引申为作事的基本法则，原则，名用以指称事物。所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是孔子提出修养做功夫的三个步骤，先‘穷理，后‘尽性再生命‘以至于命，才懂得命。
道代表不可言说的本体，名指称可言说的事物，法是事物的外在形态、表现。臣试以臣之斫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这里的理，不仅指物理之理，也指人生的终极真理。气聚气散，如浮云之动，白云苍狗，本来无常。只在在念头起处克制私欲，才有更大力量——当然事后真心忏悔亦好。其路线是由人道达及天道。
从内圣到外王，圆融无碍，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极为罕见的。事，犹琴瑟也，每终改调。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要深入理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命？据《孔子家语·本命解》，鲁哀公曾经向孔子请教：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回答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
文章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庄子·天道》开篇先讲了这个道理，对于我们理解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就是说，名与道皆出于道，但名是描述有形相世界的概念。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文子·上礼》对名可名，非常名和道可道，非常道分别作了解释，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二者的本义。
是以行年六十，老而为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上面引文中，《庄子》和《淮南子》作者主要讲的是无名之道，所以《淮南子·氾论》直接说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并未提及名可名，非常名。好憎成形而智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
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在心念起处下功夫，是修行的不二法门。今本《老子》全句作：道可道，非常道。上面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二是由儒家最高密法，性命与天道之学（古人讲学达性天，亦称性命之学），它由孔子所传，由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
‘尽性，然后才会了解到宇宙与人生的本来是什么。南怀瑾先生以孔子的一生为例解释说：我们看孔子一生，‘十五岁而志于学，知道这个学问，‘三十而立，三十岁才确定向这个学问上努力修养。
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所谓至于命，就是要证得天道，和同大道。
（《五行大义·论情性第十八》引）表面上看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没有谈到人性本静，但其核心观点与《礼记·乐记第十九》和《孝经纬·援神契》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上面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